克制不是制度
有一種對權力最常見的辯護，長這樣：「你可以信任我們，因為我們是好人。」
這句話通常是真的。說這句話的人，大多數時候確實是好人，確實有真實的善意，確實在認真履行他們認為正確的事。問題不在這句話是不是謊言，問題在它作為一種制度設計，從一開始就是錯的。
克制是一種個人美德。制度是一種結構性約束。這兩件事不能互換，因為它們在時間上的有效期不一樣。
羅馬共和國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：執政官不得帶兵渡過盧比孔河進入義大利本土。這條規矩運作了幾百年。它之所以運作，不是因為寫進了任何法條，而是因為幾百年裡，每一任帶兵的將領都選擇遵守它。凱薩不是第一個有能力渡河的人，他只是第一個把「這條線是選項、不是義務」這件事走到底的人。
凱薩不是暴君。他是一個有真實政治理想、有龐大民意支持、也確實認為自己在做對的事的人。共和不是被壞人推倒的，是被一個好人、用一個他認為正當的理由、跨過了一條從來只靠克制維持的線。
那條線倒了，就沒有再站起來。
克制是一種個人美德。制度是一種結構性約束。一個克制的人，會在他克制的時候克制。換一個人、換一個時代、換一批利益，克制就換一個形狀。而制度——如果設計得好——不在乎那批人是不是好人。它的功能正是在人不那麼好的時候，讓損害有上限。
這不是對人性悲觀。這是對制度設計最基本的要求：它必須對壞情況也成立，否則它什麼都不是。
所以當有人說「信任我們」，正確的回應不是懷疑他們的善意，而是問：你們的善意，有沒有被綁住？
善意綁住了，才是制度。善意沒綁住，只是這一批人這一刻的克制——而克制，從來都不是設計。